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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分享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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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分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读书笔记■■■■■

前言

如果问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无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年7月,科斯用他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了“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张五常为此写了他最后一篇学术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研讨会的开篇论文。此后,科斯和他的助理王宁,即开始准备这本年出版的《变革中国》。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想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到底做对了什么?

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要让中国有这样的认识绝非易事,我们在建国之后的30年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计划经济、设定价格、“大跌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些今天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词汇,在上世纪相当长时间里曾经作为真理,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

一、边缘革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认为,正确变革的第一步是选点,科斯在书中称为“边缘革命”。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企业、结束文革后返城待业青年转变的个体户、经济特区,这四项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确保总体经济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试点。即“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这些石头选择的非常好,正是在经济的边缘,撕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缺口。

市场建立需要三大要素:人、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市场建立的前提是人和物的自由流动。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里,人和粮食可以自由流动的话,就不会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几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上交国家承包任务后多余的粮食就可以流入市场,也可以加工饼干等食品,还可以酿酒。多余的劳动力在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就去外地打工,农民工买粮和打工收入就形成了购买力。对于有9亿农民的中国而言,农民从土地上得到解放,是中国市场形成的基础。因此,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年强制征购系统的废止标志着计划经济的结束,开拓了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的新时代。

“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下,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市场经济。”

二、商品经济

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在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曾团结一致要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年)。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目标更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年),之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年),后来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这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品之间的交换主要由市场调配时,这种社会化,由市场进行资源调配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政府第一次认可了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需求和渴望,这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和谐共存,否则将无法被接纳。

三、价格改革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以市场为基础形成交易价格,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稀缺的资源。因此市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价格改革。《变革中国》中对价格改革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双轨制“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大创举,它在保留国有企业计划价格的同时,向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开放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中国的市场形成,加速了国营企业的衰败。虽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年价格闯关失败,一定程序上引起了年的政治风波,中国改革从此经历近四年的调整时期。但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中共十四大上就直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而迎来的改革发展的黄金时期。

价格改革首先在原材料领域进行。钢铁、煤炭、能源、化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通过“双轨制”在市场逐步放开。虽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但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仍然是成功的。

第二阶段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土地、工资和利率价格,一直是现阶段中国改革的难点。土地价格放开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已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难以预测的危难境地;《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也已经显现;利率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工具,今天中国存贷之间的高利差,所带给银行业的高利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重疾。价格改革,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调整,中国市场经济的价格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关系着改革最终的结果和未来中国的经济成就。

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之路是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领导人们坚信:如果中国能适当借鉴资本主义中的创新优势,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必然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甚至超越西方。这种观点在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加强。后续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之路,一直在这一思想框架下进行。

当中国政府放弃阶级斗争,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束政治斗争的负和博弈,开始经济发展的正和博弈。毛泽东宏伟的社会主义试验所带来的苦果,教会了中国人民对任何伟大蓝图和改革方案保持怀疑的态度。

由于共产主义自称是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掘墓人,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无法与市场经济改革并存。但是我们不能犯下将政党本身(共产党)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画等号的错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或者团体都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其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可以进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各种试验。

在经济改革起步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实际上也没有可能)摈弃社会主义从头开始。相应的意外结果就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一个全新的蓝图开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中国改革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让常识与务实的态度在制定政策时有了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务实的心态做后盾,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将会扼杀任何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最早强调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学者是顾准和孙冶方。他们两人都认为,国营企业应当是自主逐利的经济实体。年,顾准指出,市场和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或个人在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种理性的声音随着“反右”的到来,很快就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湮没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东欧许多学者也对“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所有企业均为国家所有,但企业可以在竞争市场中销售它们的产品——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和试验。

真正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邓小平的一大创造。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邓小平的所做所想,远超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应当要“懂得利用一切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身上学习。”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是姓“社”和姓“资”的本质区别。中国可以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制度的创举。

因此,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即经济自由化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复杂合作关系被广泛视为理解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关键。

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体系来协调劳动分工;市场经济接受它,计划经济拒绝它。但是,没有什么快速便捷的方式把一个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把所有物价都搞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物价在竞争中自然形成。

经济学教科书将市场定义为通过物价变化调整供需关系的一种有效的资源分配体制。但从本质上说,市场也是一个集体学习的体制。市场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了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平台。为了使集体学习过程更有效,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满足。经济中的所有个人和企业必须能够自由行动。并且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经济一度被广泛称作“自由企业经济”。与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由原来国家计划管理经济的体制,一步一步向市场放开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职能,由计划经济下的直接管理经济,转变为在市场经济下的权利界定和产权转移。按照西方常规做法,首先明晰界定权利,然后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决定产权分配。在中国,这两个步骤合二为一了。这一做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简便和快速,从而加快了把市场引进中国经济的速度。

中国政府在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中的重要作用,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区域竞争中,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使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无数不同的经济实验在同一时刻进行,多级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广泛竞争让试错和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地域之间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而且在包括提供地方公共产品、重构政企关系以及就地组织生产等方面共同展开。迅速将中国在30年内转化成一个强大的世界工厂。

六、不容忽视的问题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国有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些似是而非的假设,总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被用来替政府垄断和限制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被认定是“具备战略重要性”行业的政策辩护。

而现实中,政府垄断使众多国有企业成为肆无忌惮的征税者,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例如:银行、石化、通讯、交通运输等行业。这些简单快捷的利润让国企悠然地活在市场规律和管制之外,从而隐藏了它们的弱点。由于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而国企在信贷、定价、员工福利等方面的非市场化,终将成为中国在未来改革中的沉重包袱。

市场法制: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建议的落后已经日益明显。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将自己纳入到法律监管之中,国企巨大的垄断势力也令人担忧。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政府所有制的压力之下,大多远离法治。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与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当国企凌驾于法律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危如累卵。

大学教育:钱学森这位备受尊敬的中国科学家,在年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在国内吸引了众多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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