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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千年会计文硕院长与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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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起点

梁:面对又一个千年的朝霞,人们都不禁要去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成就了我们的今天,留给明天的基石又是什么?作为人类的一员,唯有温故而知新,才能不断进步。

回顾过去一千年,我们看到战争、饥荒、疾病和偏狭肆虐,只有为数不多的时刻显示出人类在文明的台阶上又迈上了一步。但我要指出,人类会计的发展恰能在这样的时刻展现。

回溯至千年的开端,伊斯兰文化在其先知穆罕默德死后的四百年,达到了巅峰;随后,希腊和埃及的文明在今日我们称为中东的地区广泛传播。伊斯兰文化同时还影响到了遥远的南欧(如西班牙),以及印度和中国。与此同时,中华帝国的宋朝也如日中天,其影响力延伸到日本、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这些古代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将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所有功利的想法均为这些古代文明所孕育的智者们所不齿。这也许能为今天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强势作出某种诠释。

11世纪时,一个新的古代文化宝藏被发现了,这宝藏是古代罗马法,它的发现标志着西方世界迈出了远离“黑暗时代”的第一步。就在那一刻,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也许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类文明正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欧洲远离“黑暗时代”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的曙光随即跃出了地平线,它告诉人们理性可以征服一切。这恰与罗马法的逻辑不谋而合。理性主义同时为我们今天仍享用不尽的科学、政治、商业传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蕴育出了牛顿、培根的杰出思想和分权与制衡的现代民主理论;保险、银行及通过合法的交易手段进行集合投资的理念,也来源于理性主义的传统。理性主义土壤中开出的另一朵奇葩则是15世纪意大利卢卡·帕乔利发明的复式记帐法;此方法不仅使意大利城邦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更使得商人和银行家能用同一种商业语言进行交流。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享用这些思想和创造发明,则归因于这些成果的被广泛接受与运用,归因于理性主义传统的被广泛传播。

然而,理性主义并未能避免战争、饥荒和疾病。人类自身的阴暗面不时遮掩住理性的文明之光。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并非停滞不前,形形色色的世界相互作用,总能产生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文:看来,您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影响较大。他们认为,历史研究乃是哲学研究的范例。在对待会计遗产的问题上,您的观点又与英美著名会计史学家沃尔芙和查特菲尔德教授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他们在研究会计历史的时候,往往也喜欢从“文明——经济——会计”的三角宏观角度去看待问题。例如沃尔芙认为,经济是文明之子,会计是经济之子,故会计乃文明之孙。传统的就会计研究会计的方法值得重新审视。事实上,站在文明之巅看会计发展,人们的感觉会很不相同的。

梁:是的。如果你在千年的两端搭起一座桥梁,从桥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你会感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会计世界的脉动。现在,无论是政府首脑,各国证券交易所的老总们,或者是国际性经济社会,在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会计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回过头来看千年以前的会计,你会有“往事越千年,沧桑巨变”的豪迈感的。

文:那时,也就是公元年,东西方正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起点上:

在中国,正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唐朝结束而被人称为封建社会“中年期”的宋朝旭日东升的时期,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又推动了中式会计的全面发展。在宋代,出现了“会计司”这样的专业理财机构,出版了《会计录》这样的财计名著,建立了较为体系的中式会计方法体系,涌现了王安石、苏辙、司马光、曾巩、韩琦和叶适这样一批理财专家。宋朝是中式会计发展的高峰时期。

在欧洲,则正处在一个令人恐惧的年份,人们担心这一年将会成为世界的末日。此时整个欧洲的文明是“衰退到极点的年份”。光彩四溢的古代希腊、罗马会计发展到此时,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还后退了一大截。连伟大导师马克思也感叹:“在中世纪,我们仅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上的簿记。”

但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宋代,中国的造船、冶金、纺织等工业之发达,规模之巨大,分工协作之密切,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以福建泉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国际贸易与交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一句话,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中国产生。可惜,这一切被成吉思汗的马队所中断,导致也许会在中国最先产生的复式簿记法却被意大利人着了先鞭。

卢卡·帕乔利的国际情结

梁:上次我提到数学家帕乔利的时候,你好象很惊讶,也许你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象我这样的非会计研究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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